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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狂与书写:对“天书”作者问题再反思 李永平

更新时间:2015-07-02 11:40:35点击次数:2873次
由此可知,古希腊文明早期的文艺观认为,诗歌创作的本源在神而不在人,诗人是神灵在人间的代言人,如荷马和赫西俄德,而职业诵诗者伊安则是“代言人的代言人”,由此将诗人的创作活动与巫觋的降神过程联系起来。古希腊的“迷狂”通神状态,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并具体化为诵读经卷经卷的仪式治疗的实践。“治疗”过程致力于疏通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因果逻辑,家户得以纳入“许愿还愿”向内、向外的双重节律中,从而重构社区的完整、家户的抚慰(马丹丹 115)。
但近代以来,通神并接受神的感示的中国经验,伴随着“西学东渐”和启蒙救亡的两个现代性旋律,成为西方人类学者眼中被妖魔化的“他者”。无论是周锡瑞对义和团运动中“降神附体”的探讨,还是20世纪初华北乡村神灵附体“刀枪不入”式的抵抗,都成为我们以他者目光来建构自我认同的历史中的旧疤痕。这使得我们对“迷狂”、“通神”、“代言”、“神授”等书写问题闪烁其词,讳莫如深,甚至一度被痛斥为“基本上是神秘的反动的”(柏拉图 356)。
其实不论是历史传统还是今天的文化孑遗,都清楚的包含了非理性的传统及其文化渊源的叙述,兹以文学传统中“天书”母题为例来展开论述。

一、“天书”母题所涉及的文化传统

远古的通天巫术、先秦的兵家文化、秦汉神仙方术、中国佛教观世音菩萨的现世传说及此后的隐逸文化等都涉及到了“天书”母题。汉末魏晋兴起的道教吸收了此前各类叙述中的“天书”母题,对该母题稳定和成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首先,天书母题涉及早期的圣王仰观天象、俯察地势,对自然规律探索并掌握的神秘体验和收获。神话叙述之中“河图洛书”就是这一类的典型。《易》之《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洛均为自然之物,它们怎么会产生出高深莫测的图和书呢?这背后当然只能归之于神的示意,而圣人就以此为法则制定出礼法制度。《书》之《洪范》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屈万里 75)。
在兵家著作中,得神人指点,协助成就人间非凡霸业成为“天书”母题的一个重要发展。《战国策•秦策》载苏秦途穷发愤,“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其游说合纵成功颇得力于此;《史记•留侯世家》写张良佐汉亦蒙黄石公所授《太公兵法》。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教授苏秦、张仪纵横术的鬼谷子。而黄石公的亦仙亦隐已初步赋予天书以神格。
其次,道教产生后,假托利用了“天书”神授的神秘体验,向信徒暗示和传达道经的天经地义。《抱朴子•辩问》将天书远祧至上古的圣人崇拜,联结仙凡,将石函中首封天书之功归于大禹:

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咨。”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于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葛洪 229)

王立认为,这段话已包蕴了后世小说中广为蕃衍的诸重要的小母题:天书古远、隐埋石洞中、灵禽灵兽传递引导、得天书者不能读懂须求教识者(王立 95)。嗣后经箓派的灵宝经系又具体化为吴王阖闾入一石城,在石室内玉几上得素书一卷,乃是《灵宝玉符》真文,三国时诸葛云蒙太上所遣三圣真人授《灵宝经》,代代传至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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