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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狂与书写:对“天书”作者问题再反思 李永平

更新时间:2015-07-02 11:40:35点击次数:2870次
后世,“迷狂”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知识系统,远古时代“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邬国义 529)。遗憾的是,黄帝的继承者“颛顼”对天地间的秩序进行一次大整顿。他命“重”(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颛顼帝的孙子)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书•吕刑》对此事的记载是:“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屈万里 177)。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自此以后,天人之间的沟通,需要神在人间的“代理人”,而且必须是出入于“迷狂”、疯癫的非常之人。
人类早期的诗是巫师这一掌握神灵、祖先和神秘世界对话权力的沟通者,以祝、咒、颂等形式在丰穰祭祀仪式上所奏音乐的组成部分。前苏联学者开也夫便在专论民间口传文学时为咒语开辟了章节,他写道:“咒语——这是一种被认为具有魔法作用力的民间口头文学。念咒语的人确信:他的话一定能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现象里唤起所希望的结果”(开也夫 95-96)。
诗的语言形式,如果撇开它与音乐的联系而单独来看,在相当程度上同咒语、祷词之类的有韵的言语形式有关。特别是在考察原始社会的时候,这类具有宗教性用途的韵语形式更普遍地显示了同诗歌起源的密切关联。比如在南美土著雅玛那人(Yamana)中,成熟的诗歌尚不存在,但他们已经拥有一系列程式化的祷词,应用在各种需要的场合。当天气变坏时,他们会说:“天父垂怜,以佑我船。”当灾害降临,人也会向神发问,为什么要降灾下来:“我父在上,何以罚我?”
埃杜里•匹格米人(Ituri Pygmies)也拥有一系列程式化的祷词,同雅玛那人的那种简单形式十分相近。当一位未生育的妇女去打水时,她会对森林之灵祷告:

    赐我以孕,噢,巴里!
    赐我以孕,我能生子。

《梨俱吠陀》第十卷中有很多具有咒语性质祷告诗篇,有的是为了抵御疾病,有的是为了占卜和预言,有的是为了求雨与生殖:

一对青蛙一个迎接另一个,
在大雨倾泻中尽情欢乐。
青蛙们淋着雨,四处蹦跳,
斑纹蛙与黄身蛙的鸣叫缠合。(林太 182)

这些祷词不仅有自身的结构和语音上的协调,而且还常运用反复,和一切原始歌谣一样,《诗经》颂诗、《旧约》、《阿达婆吠陀》中这种祝、咒、祷等神谕之词俯拾皆是(叶舒宪,“诗经”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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