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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狂与书写:对“天书”作者问题再反思 李永平

更新时间:2015-07-02 11:40:35点击次数:2366次
欧大年在《宝卷: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教派经卷概论》中研究了宝卷不同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情节单元(入仙童的时间、场景、段落),主题包括:教主的自传性陈述,对神预警卷的领悟,教派名称及信众,创世、普度、来世神话、禅定、仪式,道德说教、地狱描绘,社会观念。他认为明刊《混元弘阳佛如来无极飘高祖临凡经》中有宝卷神授临凡之主题,宣扬宝卷系由普渡众生的教主,从神界下凡传授而来,涉及创世、普渡、末世说的神话主题(欧大年 223)。
早期道教的创教神话中,也很完整的保留了“神授天书”、“赋予书写文字以经典的权威性”的传统(葛兆光 37-49)。陈国符先生概括其共性规律:“道书述道经出世之源,多谓上真降授。实则或由扶乩;或由世人撰述,依托天真”(陈国符 8)。而李丰楙先生则认为,按照陶弘景整理的《周氏冥通记》,《真诰》篇简直就是杨许诸人的冥通记,其“灵媒”(神媒)职能颇类萨满:

当时称为真书、真迹、真诰,都是书法能手在恍惚状态将见神经验一一笔录。当时茅山的许氏山堂——即静室,为天师道设靖(静)的修道场所,也是仙真常常降临的神圣之地。而杨许也多经历一段时间的精神恍惚(trance),在迷幻中说出、写下一些神的嘱语——按照人类学家的研究,它经常表露其内在最基本的社会文化需求,常借用神诰的方式将神的意旨传达,宣示于信徒。(李丰楙 96-97)

后世络绎不绝的“天书”传统的缔造者,或者发展出各种替代性的迷狂方式(或准迷狂、伪迷狂方式),寻求曾经心醉神迷的那一时刻;或者深刻洞悉了下层民众集体无意识的神灵崇拜和权威迷信这一古老的心理沉疴,利用民众期盼“权威话语”并易受其暗示和感染的集体心理,让公众捕获这个征兆或信息,因为受“神灵”的示意更容易赋予了这个征兆或信息一个深刻的含意。这迎合了民众集体无意识的对超常知识、能力、寿命的渴求,利用了书面传统与口头传统的差距,以及这一差距所深化的对“白纸黑字”典籍的崇拜,事先把大家想听到的内容设计好,通过众人在场“展演”式地,由灵媒写在纸上“代圣立言”,再用这物化了“天书”来号召徒众。后来,这一活动还利用了早期中国王政对“谣言”等民众舆论的“观察”而异化为“谶谣”,体现出对政权更替和王朝兴衰的参与意识。
民间性的叙事文学宝卷,继承和利用“天书”传统。“对他们来说,宝卷是神灵通过其教祖和教主传授给他们的……同时,还有这样一个悠久的民间传说,书信传自于天,或者由神仙授之于大人物的”(欧大年 212)。这种以“天书”等多样化持续性神化书写,既有远古口传时代神圣叙事的集体无意识遗存,又有建构历史和神圣叙事的嫌疑。他们通过对过去经验的说唱,创造出仪式性演出以及神圣空间,象征性的表达与人身沟通的状态,弥补绝天地通之后的精神迷茫,以达成一种得道成仙的心理暗示效果。
布罗姆菲尔德和丢恩在研究了十八世纪之前还不被人知晓的古代欧洲诸民族的口传文学之后,得出结论:在理性原教旨主义问世之前,早期社会的活态口传文学,其根本的意义在于强调一种秩序:“无论其形式是多么离奇,那些神话和故事总是预设了秩序和合理性的观念”(Bloomfield and Dunn 108)。于是他们以巫觋、先知或预言者的身份成为一个部族的精神领袖,成为神的代言人,天(神)和人之间的中介。借助于他们所传布的文字,他们不仅仅在民众心理里灌输了一个社会所必需的种种经验和忠告,而且还控制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并以此建构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突现自己符号利益的精神秩序。 这对于我们理解次生口头传统宝卷中的 “神授天书”书写,给予很大的启发。
在特殊的地方就有特殊的讲话的方式。君权神授的小传统里,文人的书写方式是为了做宰辅,“致君尧舜上”,是一种被规训和展示规训的文字书写。而在大传统下,从巫术时代开始,就始终有一种为“天下”、“苍生”、“秩序”的圣神叙事,他昭示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学意义和原始法制精神。理性时代,这种传统被遮蔽和话语缺位,我们表层看来这似乎是各类民间宗教教主,编造自己的“秘史”,神化自身,使自己书写的文字打上“神授”的印戳。但其背后隐藏着沟通天人,知识神授的远古人类口传文化的神圣大传统,这才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神话叙述的观念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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