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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案式逆推与“N级编码理论”、“N重证据”、多重解码:兼与叶舒宪教授商榷 李永平

更新时间:2015-07-02 12:25:59点击次数:2579次
在一个时间跨度长,现场情况复杂,人证物证非常少,嫌疑人又有反侦查经验的案件中,破案难度自然很大。我们一般的经验是侦查人员依据整体的现场信息,对发案动机有一个基本推断,由此确定侦查方向,大胆地提出猜测和假说,然后对证据“实事求不”,通过试错一一排除,逐渐接近真相。证伪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是试错法。 在这个过程中,有已经进入侦查学教材,为大家熟悉所寻找的显性“证据线索”,同样还有更多还没有进入人类认识视野,我们需要通过逻辑判断推理的隐性证据。
在文化事项的文本之中,掺杂了多声道叙述的重构和置换变形。比如历史的神话化和神话的历史化。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来自于神话的观念,或者说直接是来自神话思维的信仰观念,它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来说,具有文化基因的作用。就连自我标榜“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圣人,其实也坚信“天命”,特别关注超自然的生物麒麟与凤凰之类的神话象征意义。 历史叙事与神话能达成一种并置关系,首先在于历史叙事拥有神话的外在表达形式,即变形(metamorphosis)。古罗马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奥维德强调所有的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变形。 正如特纳所指出的,虽然神话采用了超自然、超个人的“专用言语”, 但它他并非一种神性意识,而是对人们的日常社会实践的另一种表述,使社会能够被理解和再创造,使现实中的人们能够参照神话祖先的行为而融入相应的社会角色中。 这也正是神话与历史叙事能够互渗、互融,具有同一性的本质所在。变形之中所蕴含的是人类的文化知识伴随着自然界的律动与生命节奏的积累与转换,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人类所赋予事物的丰富的象征符号与生成转换意义。

在一个案发现场,事实真相和人们对案件的直觉重构之间经常性的存在错位或变形,要全面分析研究案情,确定主要的侦查方向和范围。首先是动机推定:分析判断犯罪行为人作案前是否有预谋。分析和动机有关的信息,寻找线索。这个从文化事项角度看,主要是对文化事项的信仰根源的还原,也就是今天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的最初的原动力。文化事项的深层是文化当事人原初的思维模式,被列维—斯特劳斯视作的“原始思维”,本质上看是一种类似“联想”的“关联性思维”。社会早期意识形态的信仰之原型范式是文化编码必经的神话,它对应到文化研究的多重证据方法是在仪式、场域、程序等证据中追寻真相。
其次是对发案现场的人证及其痕迹、作案工具和作案习惯的分析,获取信息和线索。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口音、交通工具、指纹、鞋印、DNA,作案特点与相似性。这一点对应文化文本的多重证是:(1)传世文本叙事,文字文献、域外汉籍等历史文献。(2)图片图像数据包括出土或传世的历史图片、插图、版画、年画、图表,实现图文互动。(3)口传叙事资料(神话传说、口述历史、口头史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仪式、礼俗等。
从反侦查信息中获取信息。通过对现场信息特点的把握分析,寻找类似案件,进行串案、并案侦查,尽量扩大和案件相关的信息收集,以便及时获得相关线索。如果是侵财案件,可以从赃款赃物的流通渠道入手,寻获破案线索。沿着物的流通叙事,追寻与之相关的事实真相 (物证)。
对N级编码级别层次的认识,决定了解码技术的程度和层次,同时解码技术和对编码文化的掌握是相互依存的。为了文化事项的破解,我们继甲骨学、敦煌学之后,又举起了简牍学的工具。毛公鼎、利簋、走马楼、郭店简牍、清华简等一批批新的证据的出现,使每每是陷入僵局的“案件”有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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