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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的“玉教说”试析 赵周宽

更新时间:2015-07-02 12:28:29点击次数:3447次
以确切实指的位格“神”或物质性“与料”标识原动力,在中国思想文化探源中不占主流,但老庄以“浑沌”对文明源点的所作的模糊性定位、《太一生水》以不居常所、不滞常形的水对源点所作的动态性描述、臻于体系化的中国哲学宋代理学诸家对“气”的动态化特征刻画,均显示出了迥异于西方创世观的“化生观”。化生观的动态化、机缘性、氤氲性,均可从华夏文明大传统的连续性中寻得基因。徐苹芳,张光直等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对于连续性的概括是:
中国文明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的框架里创造出来的,具有连续性。因此,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并没有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根本性的变化。就意识形态上说,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同一个框架之内继续发展下来的,其发展过程并没有破坏原有意识形态框架。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来说,以“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的对立进行的中西哲学基本特质比较,是在小传统范围内的不刊之论。这一比较的视角也可以与大传统范围内“创世神话”的有无之别相对应。
叶氏“玉教说”所可能引起的大小传统双向互释的方法论效应,是引导我们走出“补史”、“证史”方法迷津的探杖。但这一探杖的效度,需要在解释学的方法论自查自检机制中得到确认。如果深陷大小传统之间的循环论证中,“玉教说”也将耗尽其方法论“动能”,成为新的书写教条,“以指指月”的无止境过程,最终蜕化为一种对于“指”(指头)的迷恋,而忘却了兴味盎然的“指月”过程。杜绝这一极端可能性的方法在于,以“玉教说”的动态化理论特质为引导,在对考古发掘材料更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以更加富有人文阐释性的方法,深入到更本源的文明起源“情境”中去,把文明源头的更加复杂化、全息化的生成场景展现出来。也许只有在这种逐层深入的研究中,“玉教说”对玉的动力性的阐释,才能够使得玉相对于青铜器的优先性,不仅仅在历史时间的偶然性外在时序中得到证明,而且得到真正合乎中华文明本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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