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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起源的“玉教说”试析 赵周宽

更新时间:2015-07-02 12:28:29点击次数:3446次
(二)玉教说所勾画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图景
从“以玉礼天”的文明历史背景到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徽宝 、从神圣玉礼器到玉器的玩物化和工艺化转向、从儒家伦理中的“玉德说”到以玉盈利的玉石“财富经”、从洪荒时代深埋地底的矿物质到文明时代的最高价值象征物、从玉石自在的内敛温润品质 到人类为了争夺它而进行的刀光剑影的杀伐…玉以其多变的身姿,款步轻移于中华文明建筑群的宫室楼阁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中华文明一体性和连续性的绝佳的视角。在中中华文明探源工作中,学者普遍认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所谓的连续性,有两个相关联的意义,一是指中华文明从古到今不曾中断的连续性,这是令许多西方学者着迷的中华文脉的连续性;二是指在中华文明系统内部信仰-仪式-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连续性,杜维明用“存有的连续性”概念对后者做出描述。  他进而借用“存有的连续性”这一核心概念,来探索中国人思维的独特性。他在对“气”概念的思考中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从最缺乏智质之物如石头,到最富灵性的化身如上天都是由“气”组成的?” 如果换用叶氏的概念,就是:文字记录的“小传统”中的概念,是以怎样的久远的“大传统”为观念源头的?杜维明所例举的“石头”和“上天”,与“玉教说”中的玉石原料和“玉神观”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可见,“玉教说”在沟通大小传统、对中华文明进行全息性精神考古方面,具有极大的理论潜能。中国哲学思想的连续性、有机整体观和生长性,这些为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者所密集探讨的问题,或许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在大小传统内在观念的互训中开展哲学思想的比较,大有可为。


(三)大小传统互训的可能性
文明起源的“玉教说”,不仅实证性地确定了不同文明时代玉器的典型形态,还将中华文明最本质的独特性揭示出来(玉与祭礼)。随着中国考古发现的全面展开,更多的文明遗迹以“点画”方式描绘出中华文明历史深景中的璀璨星空。与苏秉琦“满天星斗说”所刻画的中华文明起源点上的历史横截面图景不同,张光直则以“连续性”对中化文明的历史发展特征做出概括。张光直还凭借“连续性”特征将中华文明的起源确定为文明起源的典型样态,与之相反的欧洲文明起源断裂式“突创”,则被视为非典型的样态。这是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对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的回应。张氏在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上体现的胆识,需要借助对中华文明最内在本质的揭示,得到本质性论证。
玉神观的一体多面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制的核心地位、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中华文明信仰-仪式的统一体和整体性,这些均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华文明的本质刻画。通过对这些特性的认识,中华文明的立体化丰富内涵在大小传统的互相揭示和照亮中掩映互现。如果说连续性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外在特点,那么,从“玉神观”到“玉德观”的观念变迁正是贯穿大小传统的观念线索,而从“礼天”神话观到礼制的政制化转换则表明了,大小传统中具有相当一致的意识形态规训机制。
牟复礼(F.W.Mote)在中西比较哲学的语境中指出,先秦诸子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而这一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最突出的特征。牟氏的论断需要放在中西文明比较与中西思想的比较语境中详加考察 。如果以西方启蒙运动以来逐渐清晰的理性为滤镜来审视中西方宇宙论中的起源学说,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发源动力,没有以西方式的明确的“位格化”(the  GOD)方式做出表述;这一动力也没有以纯然物质性“与料”(泰勒斯 Thales,水)做出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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