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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三十年

更新时间:2015-10-26 19:54:15点击次数:6068次

1. 启发本土文化自觉,引导本土文化资源再认识。

西学东渐以来,西化的大学教育体制被横向移植照搬到中国,基本上没有得到本土方面的审慎权衡、思考与筛选。造成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盲从局面,积重难返。受到20世纪后期的反思人类学派和后殖民理论影响,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学者积极反思、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科范式,大力倡导和呼吁本土文化自觉。并充分利用人类学的全球化视野反观、重估本土经典本文与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资源价值,这就为新世纪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化国力”讨论及国学复兴热潮的到来,起到了学术先导和研究示范的双重作用。

在当今的大学文科教育中,西方现代性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占据支配地位,而本土传统的知识被压缩到“民间文学”的弱势话语,甚至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被取消,归并到社会学的民俗学范围里。在国内知识界一边倒地拥抱西方学院派理论的情况下,比较文学界的文学人类学率先揭示出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东方转向”“原始转向”“生态转向”, 重视后现代知识观的变革与全球文化寻根运动,并大力倡导人类学“地方性知识”的新视角,启发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和尊重(参看:《人类学与国学》(对话录)《光明日报》0728;《百色学院学报》072;《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百色学院学报》082期)。

2. 人文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

文学人类学研究者特别注重将人类学方法与本土人文研究传统的主流方法考据学相互结合再造,于90年代提出“三重证据法”,其中包括文字训诂考据为第一重证据,王国维揭示的出土文献为第二重证据,新加入人类学、民族学的参照材料为第三重证据。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就是三重证据法的应用实例。这一尝试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新时期以来对文学做文化阐释的重要先导。而三重证据法之影响,不仅限于文史研究方面,也给其他学科带来重要启迪。如法学方面的证据学探讨(参看《证据科学》2008年第2,孟华《符号学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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