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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三十年

更新时间:2015-10-26 19:54:15点击次数:6069次

2005年,三重证据法的倡导者又本着自我超越的精神提出“四重证据法”——吸取了人类学的“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概念,将出土或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图像资料作为文献之外的第四重证据(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探究失落的文化信息,获得直观性的立体释古效果。叶舒宪《熊图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和《神话意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是这方面的代表。《神话意象》论述一个世纪以来,神话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新动向——从书写文本到图像文本、从文字叙事到图像叙事的重心转移,希望通过不同的个案比较研究来打破学科界限,通过寻找和利用传世的与新出土的实物与图像材料,探索一种“知识考古”的研究思路,在重写文化史方面提出富有创意的研究实例。《熊图腾》汲取了文化人类学的开阔视野,在整个欧亚美三大州的广阔背景中探讨熊图腾文化的所以然,以及它与中国文明起源、中华祖先图腾(黄帝有熊氏、鲧禹启化熊或熊化)的关系,在如何利用比较文学的跨文化优势,推进本土文化的阐释与构建方面有开拓作用。(参考《中国文学年鉴2007》)

3. 学术研究与现实承担并重

与学院化的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是以走入田野、面向现实生活为特色的学科。中国的文学人类学者在敏锐地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勇于担当现实责任方面,在克服传统的西方人文学科的贵族化倾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先驱和表率作用。

2000年,新成立的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在国内首倡“文明反思与原始复归”的大讨论,针对市场化社会带来的现实危机,先于主流话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人类学视角对“现代性”与“发展观”的批判质疑。并在2004年人类学高级论坛(银川)上策动了学界人士的“生态宣言”;在族群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范式的生长语境中,反映出“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与当下文化热点的相互渗透与思考,显示出比较文学学术创新不仅具有学理上的意义;更重要是,还表明能够在知识经济主导下的工具理性时代,发挥反思和批判的作用,从而更合理地面对、保护、发掘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叶舒宪《非物质经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针对当代世界从物质经济向非物质经济转型的现实大变革,揭示有关非物质遗产的国际官方话语产生的后现代语境。徐新建《传统是条大河——从文化兴衰看人类遗产》(《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从“大文化”的比较视阈角度,重新阐释了儒家对人类生命何以世代延续的体认体系以及文化意义。彭兆荣李春霞论遗产的原生形态与文化地图》(《文艺研究》2007年第2论述遗产的原生形貌与它被认知、被表述之间经常出现差异情况,启发对本土遗产的学术珍视与有效的认知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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