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三十年
随着西风东渐以来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文学人类学研究从2 0 世纪初便开始在中西学术的交融中出现。1903年西方的“神话”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刺激了神话学民俗学研究的兴起，给传统的文史研究带来重要变革。此后，茅盾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疏理汉族古神话，郭沫若从婚姻进化史角度解说甲骨文，顾颉刚等将上古史三皇五帝的圣王谱系统统还原为神话传说；闻一多从神话民俗入手重审《诗经》《楚辞》的文化渊源，李玄伯、卫聚贤从图腾理论入手考查古史传说中的帝王世系，凌纯声以职业人类学家眼光破解上古礼俗和文学， 郑振铎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透析汤祷传说，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实践跨越文化和学科界线的“打通”式研究，…凡此种种，都为国学方法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某种示范。新时期以来，随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勃兴和一批人类学著作的汉译传播，在新一代学人的艰苦探索和不懈努力下，以原型批评为先导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热潮悄然兴起，拓展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和人文研究的格局，推进了科际整合与知识创新，留下丰富多样的研究经验与成果。
20世纪末叶以来在比较文学和整个人文研究领域内出现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正是百年积累下来的跨学科研究大趋势的必然结果，是类似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标志性学术转向，它预示着在未来引导知识全球化视野和知识创新整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一国际学术转型的大背景上，可以透视出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学派方兴未艾的动力与前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前景。
